日期:2004-03-20 10:02
上就有一个装着几千元甚至上万元现金的信封，这就是李泽霖精心设计的没有收受到别人钱财的现场。用雷维宁的话说，“我只管收钱，把家长留的考生基本情况的条子交给李泽霖，由他去办，只要收了钱，一般都办成了。”经调查核实，有60名考生家长共送给李泽霖夫妇35．68万元现金。从这些人的询问笔录中看到，绝大部分是雷维宁所收。 四曰丧夫良，以权谋色。在众多的群众举报中，武汉市某公司女职工梁艳的举报最令人发指，她指控李泽霖以权谋色，强行与其发生两性关系。1992年，梁艳请泽霖指导她女儿学画，次年考入美院中专部。李泽霖听说梁艳原是某剧院演员，又见其风韵不俗，且是离异单身，于是就动起了邪念。1996年6月中旬的一天，李泽霖到梁艳家主动向她表示：“你女儿明年就要考大学了，高考的事包在我身上！”李泽霖不仅当面拍胸表态，而且回去后就给梁的女儿请了一名辅导老师，表现十分殷勤。一周后的星期一中午，李又来到梁家，在谈了几句与梁的女儿考大学有关的话后，便开始动手动脚，进而抱起梁放倒在床上……梁对李的轻浮举动十分反感，但为了女儿的前途，只好屈从于李。谁知，梁的女儿高考末过线，梁多次打电话求李帮忙，李一直回避。被欺侮的梁艳愤然投书上级主管部门。但在组织上找李泽霖谈话时，李巧舌如簧，死不认帐。不过最终在“两规”期间，李泽霖还是在铁的事实面前低下了惭愧的头。 受教育 始信反腐无疏忽 悔过错 方知法纪有威严 看到此，人们不仅要问：身为一位受党教育多年的党员领导干部，又是身处象牙塔洁净之地教书育人的教授，李泽霖怎么会变得如此贪婪而无耻呢？李泽霖的一份《我对自己所犯错误的检查》基本上勾勒出了他自己堕落的轨迹。现摘录如下，或许我们可以从中找到答案： 作为一名党员干部，我在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中，做了一些与党员标准极不相符的事，违犯了党的纪律和国家的法律。省纪委的领导和同志耐心细致地对我进行教育和帮助，使我认识到我所犯的错误给党的事业所造成的危害，其影响也是很坏的。 现在，我痛感自己对不起党组织的培养和教育，辜负了党组织对我的期望。我从一个党员领导干部堕落为一个腐败分子，主要原因有4条： 一是放松思想改造。我1985年底担任湖北美术学院副院长之后，忙于行政事务，从来没有认真地学习过马克思主义和毛主席著作，对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等一系列重要论述，也只是停留在表面学习上，从来不对照自己的行为。每年的年终考核和党的组织生活，也不接触自己的思想实际，流于形式和走过场，以至于让措误思想在我的头脑中不断发展。可以说，我是组织上入党，在思想上并没有入党。 二是个人主义膨胀。我在学院主管教学、科研和人事工作，应该说是责任重大的。但我没有把这看成是党组织对我的信任，没有看到组织上让我承担这个担子所寄予的期望，而是认为权力大，了不起。对于组织上给予的信任和荣誉，我不能正确对待，不是想到应归功于组织的培养，应该更努力地为党工作，而是把这作为资本，骄傲自大，目中无人，个人主义膨胀，没有摆正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习惯个人说了算。遇到有不同意见和听到批评意见，就不舒服，认为有人要整我。组织上提醒和帮助我，则认为是组织上不信任我，甚至埋怨组织上偏听偏信。由于自己伟疾忌医，所以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要不是省纪委的领导和同志及时教育和挽救我，那真不知道我还会滑得多远。 三是受社会上不正之风影响。由于我思想上没有一种正气，歪风邪气就有市场。对社会上的不正之风，我不是抵制批判，而是认同它，甚至参与其中。90年代初期，我也拒收和退回某些家长送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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