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04-07-25 00:00
异为私塾先生而不是崇高的教育者。 面对这样的现状，我们应当极其惭愧才对，因为我们今天对教育和对人的能力差别的认识甚至还不如生活在200多年以前的亚当・斯密。斯密对教育和学习的力量具有特别强的信念，在一直持续到今天的关于“天生的”与“后天培养的”作用的争论中，斯密是一个毫不妥协的、甚至是教条主义的“后天培养”论者，他的这种坚强的信念来之于他对人类能力可以改善的坚定信心。斯密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不同的人所具有的天生才能上的差别，在现实中比我们所意识到的要小得多。例如，一个哲学家与一个普通的街头看门人，其间的差别更多来自习性、惯例和教育，而不是天生。当他们出生到这个世界上，在生命最初的六到八年，他们可能是非常相似的，他们的父母和游戏伙伴都不会意识到有任何显著的区别。 从斯密所竭力主张的“后天培养”论中我们应当得到怎样的启示呢？那就是重新确立教育部门改善人的能力的功能，并且通过教育体系内部的合理分工来使教育原本具有的弘扬社会价值观、提高人们的可行能力和增加个人与社会人力资本的功能得到张扬。具体地讲，就是由高等以下的普通教育部门为主来承担弘扬社会价值和提高人们可行能力的功能，而由中等以上的技术教育部门和高等教育部门为主来承担增加个人与社会的人力资本的功能。 关于教育的经费来源与配置方法 由于教育承担的功能是社会性的，再加上教育所存在的巨大的溢出效应，即教育所产生的收益不仅可以为受教育者所得，而且整个社会也会因为教育的发展而得到好处，这些好处可以包括：更好的公民、更具有创造性和生产效率的劳动者以及更加理性的社会。因此，教育不仅是受教育者个人的事，而且也是整个社会的事。这意味着教育的费用不仅应当由受教育者个人来承担，而且也应当同时由政府来承担。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生产力竞争更是要求政府把教育部门确定为首要的战略发展部门，通过提供充足的资金来提高本国的国际竞争力。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放松政府对教育部门的管制、积极推行教育国际化的发展政策，从民间和国际社会获取更多的教育发展所需的资金。当然，在做这样的改革时，我们必须制定若干原则，以防止民间和国际资金进入中国的教育部门时，对教育系统的社会功能造成冲击。首先，不管是民间资金，还是国际资金都不准进入九年制义务教育部门，以防义务教育蜕变为有偿教育；第二，进行必要的资质评估，以便让更多的教育家来发展我们的教育事业，而不是让投资者进入教育部门来扰乱正常的教育秩序；第三，政府只对办学方向等重大问题进行干预，而不对学校的管理进行干预。 至于教育经费的配置，则可按照以下的原则来操作：政府的财政投入主要用于九年制义务教育，并对重要的国立大学予以必要的支持；鼓励民间投资和国际资金投向增加人力资本的专业教育部门和高等教育部门；对于受教育者来说，九年制义务教育应当是免费的和无偿的，但是受教育者在接受专业技术教育和高等教育时，则应当适当付费，即这后两种教育应当是有偿的。 这样做的好处在于：第一，九年制义务教育可以确保全体国民的可行能力和统一的社会价值观；第二，有偿的专业技术教育、特别是有偿的高等教育可以增加高等教育的投入，扩大高等教育的招生规模，从根本上打破应试教育的瓶颈，让中国的教育最终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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