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05-03-18 00:00
机会不平等正转化为过程不平等――杨东平访谈 教育本来是实现社会公平的‘伟大武器’，糟糕的教育制度却能够成为凝固和复制阶层差距的工具。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 □本报驻京记者 石岩 高中教育正成为瓶颈 记者：张玉林的“蓝皮书”和您主持的研究报告采用的数据和论证方法都有类似的地方，但前者的结论是“中国教育的严重不平等还将长期持续并且有可能深化”，后者的第一个结论是城乡差距有所改善；第二个结论是阶层差距正在凸现。 两者似乎给出了两种不同的判断。 杨东平：我们的报告着重于入学机会的城乡和阶层差别，而对入学机会的研究主要是从总量上进行考量的。从总量的角度，农村学生的入学机会的确扩大了，农村学生在农村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与城市学生在城市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之间的差距缩小了。 但在高等教育内部，农村学生仍然处于劣势，他们主要集中在地方院校和比较冷门的专业。这里我要解释的是，这是两种意义上的公平。能不能上大学是入学机会，接受怎么样的高等教育是过程的公平，理论上讲，后者已经是第二位的问题了，现在的焦点还是能不能上大学。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在入学机会上城乡的差距正在改善，但是正在从宏观的、显性的不平等转化成过程的不平等。 记者：在中国教育经费总量有限的情况下，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就似乎形成了一对矛盾。高校扩招之后的一个口号是“高等教育大众化”，与“基础教育大众化”相比，两者哪个更合理？ 杨东平：1980年代中期，中国大学的毛入学率只有3％左右，远低于很多发展中国家水平。1980年代末期以后，国家教委采取了控制高等教育的策略，对外的说法是“稳定规模、提高质量”，对大学生的数量采取了限制措施。但是，到了1990年代末，年高校入学率增长30％－49％也是非理性的。如果从1990年代初，每年稳步增长到1990年代末达到毛入学率15％左右，那是最理想的，也不至于在短时间内对基础教育造成非常大的挤压。前两年，中国高等教育的投入在三级教育中已经占到24％左右，在很多发达国家，这个数字只有15％左右。按照世界惯例，国家只包基础教育，高等教育交给社会力量，我们的情况正相反。 记者：您在文章里提到教育平等包括机会平等和教育质量平等两个层面，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机会的平等。那么，与中国同样处于发展中国家水平，也在为实现教育机会均等努力的国家，比如印度，有没有可资借鉴的经验？ 杨东平：印度的情况没有可比性，它的扫盲教育和普及基础教育的任务现在还很艰巨，远远还没达到中国的水平。但是由于印度的中产阶级比较强大，它的高等教育质量比较优秀。中国的基础教育问题并不是都解决了，但是小学阶段我认为问题不大，问题主要集中在中学阶段。中国这条路是一种非常规的发展，不是说先普及了小学教育、初中教育、高中教育之后，再发展高等教育。而在高中教育还没有充分发育的情况下，高等教育就突然实现大众化了。现在，高中教育成为制约高等教育发展的瓶颈。 重点中学制度成为社会分层的工具 记者：如果印度不是好的模板，有没有其他模板―――问题与中国类似，但提出了建设性解决方案？ 杨东平：我们在大学入学机会上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由中等教育的学校分化造成的：重点学校制度已经成为社会分层的很重要的工具，优势的阶层能上重点学校，然后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现在，国内有两类重点学校，一类是所谓的百年老校，靠教育家几代的积累；另外一类是靠特殊的政策，提前招生、倾斜性的投资、倾斜性的配备师资、不择手段地把好学生网罗到自己学校里来，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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