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05-03-18 00:00
升学率。近年来，地方所谓的“创重”创出一批这样的学校。教育家的本事是把差学生转变成好学生，如果你利用特殊政策把好学生都网罗过来让他们考出好的成绩，这跟你的教育没什么关系。 日本和韩国在上世纪80年代都曾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促进基础教育的大众化，取消名门中学，在教育资源配置上一视同仁，定期地在学校之间交换教师和校长。他们的态度非常坚决，因为少数的名牌学校就会扰乱整个基础教育的秩序，违反全民教育的功能。中国基础教育的平均化原则也已经提出了，但是在实际实施的时候，并没有按照平衡化的原则去做，还是按照以前的支持重点，加剧分化的模式。 记者：据我所知，重点学校的存与废在1949年之后有好几次波折，但直到今天它还依然存在，是什么支撑着它的存在？ 杨东平：这个问题我们在大城市感受得不是很真切，但是到了中小城市就可以感受到为什么地方政府不惜代价地打造重点中学。我个人认为有三个原因，第一它是地方的政绩和脸面，所以很多地方的重点中学极尽豪华之能事。去年《中国教育报》刊登了一篇专访，在参观国外中学之后，我们国家来自大城市和欠发达地区的校长一致认为，我们重点中学的硬件远远高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当然，由此产生的高额建设费用主要还是转嫁到学生头上。但这笔债光靠收学费也是很难想象的，于是地方政府不惜高额举债，这就是我们现行体制，现在借钱的人不需要为将来还钱负责。我拼命建，建完了这是我的政绩，十年二十年之后谁来还能不能还清跟我没关系。第二，重点中学成为教育利益集团的近水楼台。在重点中学里面存在三类学生，一类是靠分数，一类是条子生，还有一类是交费生。去年我到上海浦东地区的一所重点中学去，该校的一位老师向我透露：浦东地区区政府处级以上干部的孩子都能在那里上学。重点中学的第三个功能就是成为教育利益集团创收的工具。很多地区有开放择校的政策，说是为了将择校的收入帮助薄弱学校，将择校费全部上交财政，财政再按比例返还给学校。在一些贫困地区，重点学校就成为地方政府稳定的财政来源。把公立学校变成盈利的工具，这是完全违反教育政治的 “小宝塔”和“放水养鱼” 记者：我看了您以前写的一些文章，谈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经有一些反对重点中学式精英教育、实现平民教育的尝试。 杨东平：建国之后的前30年，尤其是在1950年代初期，新中国延续了共产党以前的平等理念，强调扩大公民子弟的教育机会。但当时的教育理念强调的是阶级内的平等，是以剥夺非劳动人民子女的教育机会为前提的。在扩大劳动人民的受教育权利的同时剥夺了另一部分人的受教育权利。这也是违反现代教育的基本准则的。在后来的发展中，这种平等主义发展到打击知识精英，甚至关闭大学。但是，在1970年代，中国农村高中教育的普及率曾经达到了中国历史的最高峰，尽管当时中学教育的水平很低――初中两年，高中两年，学了大量政治化的东西和实用技术――尽管它是低质量、低水平的教育，但毕竟满足了大多数人受教育的需求。1990年代很多崭露头角的知识分子就是当年高中普及的受益者。 记者：“文革”后，还有抗衡精英教育模式的尝试吗？ 杨东平：之后就是一边倒了。当时又回到了1950年代初以追求现代化和赶超战略的国家主义目标上去――终于克服了“四人帮”的干扰，现在可以集中精力来发展经济了。尤其是在教育界，开始复制1950年代的苏联模式。经济领域在1970年代末开始反思，能不能重新回到1950年代？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是重新回去，重新搞苏联模式、计划经济，另一部分人就已经意识到：不能再这么搞了。但是教育领域没有经历这种反思，非常简单地回到1950年代，重新搞城市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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